女人的美丽有不同的类型：标致之美，销魂之美，低俗之美，自然之美......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的美并不在于容貌。她临终前面容非常憔悴，原先标志性的蓬勃的头发无力地垂在肩上，像刚刚被雨淋
照片中三十多岁时的苏珊・桑塔格，显得桀骜不驯；她算不上迷人，却活力四射，和她的文字一样透露着一股子蛮劲，丝毫没有传统女性的那种温顺之美。
疾病击垮了苏珊・桑塔格的面容和身体，可也正是疾病哺育了她的批评之路。这位“思想和艺术领域的漫游者”43岁时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2003年3月份，又被查出患有白血病，随后进行了骨髓移植手术。在持续半年的乳腺癌治疗中，苏珊・桑塔格敏锐地意识到，疾病并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它的背后隐藏着一套社会上通用的语法规范。正如我们在《作为疾病的隐喻》中所看到的，她将疾病的神话一一击破，那些神话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为读者设下了一个又一个圈套，如今它们被甄别出来，成了“可视的奥秘”。
苏珊・桑塔格的精神导师福柯死于艾滋病。在《作为疾病的隐喻》发表（1978年）10年之后，桑塔格单独将艾滋病列出来研究，也许是因为福柯的关系。从发现并命名艾滋病，到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呈现几何级数增长只经过了短短几年的时间，还从来没有一种疾病能像艾滋病一样成为人类的“天敌”，这令桑塔格感到震惊。福柯说“怀疑整个世界是莫大的光荣”，桑塔格实践着他的忠告，并且，她用一部艾滋病的精神小史为这位哲学家写下了最好的悼词。
上世纪70年代，苏珊・桑塔格曾经两次访问中国。1973年，苏珊・桑塔格初次访问中国前夕，在兴奋之余，写了一篇散文，在头脑中先完成了一次中国之旅。不过，当时她并没有给中国人留下多少印象，人们对这个美国女人疑虑重重，或许还会怀疑她是不是又一个安东尼奥尼式的“敌对分子”吧？
在写作《中国旅行计划》之前，桑塔格还没有到过中国，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对“中国”这个地理名词产生一些遐想：“中国，一个玉器、柚木家具、竹子和狗肉装点的山水大地”。桑塔格的中国情结和她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她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经济头脑的犹太人传教士，长期在天津经营皮毛生意。不知道是在天津，还是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她的母亲怀上了她。不过，这位喜欢吃皮蛋的女士最终却出生在了纽约，她自己对此耿耿于怀。
1963年2月1日，年轻的苏珊・桑塔格第一次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在此之前，理查德・里兹将西蒙娜・薇依一些并不太受当时学界关注的文论翻译成英文，交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再次引发了对西蒙娜・薇依的阅读热潮。这位只活到34岁的法国女人生前几乎是默默无闻，尽管她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却将受难看作是一种幸福，甚至情愿去体验重体力劳动对她的身体所造成的重负。西蒙娜・薇依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她去世之后被出版的，其思想的尖锐广博，在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她身后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理查德・里兹翻译的文论，是薇依写于1934至1943年的作品。正是这9年时间孕育了一位在感知、精神、语言、推理、社会伦理和政治等各个领域都成绩斐然的思想大师，一位终其一生都倾近天主教信仰却拒绝受洗入会的“编制外”圣徒。可惜，就是这样一位哲学家却没有得到桑塔格的同情。虽然苏珊・桑塔格对薇依显然有一份热爱，但她冷静地洞见到，薇依、卡夫卡、兰波、热内……正以他们非理性、反文明的姿态而广受好评。在追随这批作家的读者中隐含着一套大众文化心理，即他们其实是在敬畏一种痛苦的经验。
苏珊・桑塔格对大众的热情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她写道：
“因而，我在这里并不想批驳一种流行的观念，而是意欲从当代的艺术和思潮中揭示出隐藏于极端趣味背后的内部动因。抛开一些表面的现象，认识到我们为什么会去阅读和赞美像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是必要的。西蒙娜・薇依由于其身后出版的作品集和随笔短章而赢得了成千上万读者的拥趸，但我相信，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地分享她的思想。也没有必要去分担西蒙娜・薇依因信仰天主教所承受的痛苦、她未实现的爱，或是去接受她关于上帝的缺席的诺斯替派神学，赞成她弃绝肉身的宗教理想，认同她对罗马文明和犹太人极端不公正的憎恨。类似的状况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身上同样存在，他们大多数的追随者并没有理解他们，更不会把他们的思想当作信条。我们读着这些尖锐而怪异的言论，是因为他们个人具有权威性，他们堪称严肃的典范，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强烈意愿，还有――只有很少一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正如背德者亚西比德追随着苏格拉底的脚步，尽管他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改变他的个人命运，但却使他的意识深处唤起了一种感动和满足，心中充满着爱；正是以这种方式，敏感的现代读者对某个不为他所有、也不可能为他所有的精神层面致以他的敬意。”
苏珊・桑塔格还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薇依的反犹太主义倾向。作为桑塔格的早期作品，这篇文章已经显示出桑塔格的某些文体风格：犀利、角度新奇，对权威和主流观念嗤之以鼻。
薇依和桑塔格近乎两个极端。薇依躲在马赛多明我会的修道院里，热衷于从纯粹形而上的角度探讨爱、友情、上帝、语言等问题；而桑塔格则喜欢抛头露面，为政治界和文艺界的新闻写些时评，为抗议各种不公正待遇奔走呼号，这恐怕是她受福柯影响的结果。不过两人也有相似之处：都在病痛中承受着命运所给予的“恩赐”。值得一提的是，完成《反对阐释》所有文章时的桑塔格正好34岁，也即薇依离开人世的年龄。
作为一位以激进著称的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批判文章充满机警和火药味，这和上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不无瓜葛。她在那个知识分子热衷于激进实验的年代考入芝加哥大学。有人也许会说，身为一名在美国颇负盛名的批评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她在巴黎的那段时光，因为欧洲的文学和批评景观基本已经成形。西蒙娜・薇依、加缪、萨特、娜塔丽・萨洛特以及其他欧洲作家是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早期批评文章中的主角（确实，桑塔格没有怎么涉及霍桑、梅尔维尔、爱默生和福克纳这些美国人的英雄）。而中国，则是欧洲青年心目中的世外桃源，西蒙・德・波伏瓦的小册子《在中国的每一天》也曾经让桑塔格激动不已。那一时期，风头正健的桑塔格恐怕对自己的阶级出身多少有些不满，她原本可以轻松地获得一个中国户口，成为名正言顺的知识左派，如今却只能遥望古国山河，作种种华丽的妄想。这让她迫不及待地要到中国看看，在这个乌托邦式的国度正在发生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事。然而两次造访中国的结果却让她失望和沮丧，中国人对她的招待是礼节性的（不可谓不热情），但她并没有在这些官员身上看到她想像中的那个“最纯真、最虔诚、最不受消费主义侵蚀的时代”。她想和大多数旅行者一样寻找理想的家园，一个孕育了她的肉身，也孕育了她的思想路径的精神家园，但现实显然并不能让她满意，也许正因如此，她才寄希望于小说，做一次又一次头脑中的旅行。她说：“我将穿过深圳河，一来一去。然后呢？自然而然的，接着是文学创作。”
苏珊・桑塔格的一些文章和小说得到过恰当的评价，但可惜未被太多的人重视。比如《炽烈的女人》，杰克・史密斯就将其称之为“令人震惊的诗学电影”，而有些人则对此表现出了道德上的愤怒。她临终前收录在集子中的几篇小说也大多有着类似的遭遇。桑塔格的直接和锐利有时让自诩开放的美国人也受不了。《宝贝》所表现出的美国社会中价值观的混乱可谓一针见血；《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则让人联想起她著名的评论《坎普札记》。
《坎普札记》也许是过去十年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文学批评作品。坎普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表演理念或行为方式，桑塔格将其读解为历史现象，就和拉斐尔前派式的穿着打扮以及各种时尚观念差不多。她认为，格林威治村克里斯托弗大街有许多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他们的姿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恰恰相反，它们是旧货店中的货色，是对那些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行为的效仿。
“17世纪末和18世纪是坎普的黄金时代：蒲柏、康格里夫、沃尔浦尔，但不包括斯威夫特……慕尼黑的洛可可教堂和佩尔戈莱西是坎普当之无愧的代表。稍后，则是莫扎特的众多作品……《泰特斯・安德洛米克斯》和《不同寻常的幕间短剧》也可以算是坎普的，或者可以视作坎普来演出。而戴高乐在公众场合的举止行为以及雄辩的演说纯粹就是坎普。”很少有读者能通过那些定义坎普的历史和艺术理解她的激烈情绪。无论如何，读这篇评论就像乘气球在空中旅行，炽热的阳光让我们目眩神迷。“坎普就是一个闲逛的女子，穿着一件由300万根羽毛做成的衣服。”她的警句带有奥斯卡・王尔德的风格，是典型的坎普式趣味。
除非是在极度无助的处境中，否则没有人愿意去死。药物、医院等救死扶伤的医疗设施被用来尽可能地挽救患者的生命，但最终死神还是要降临。苏珊・桑塔格和死神搏斗，向它发起挑战。2004年12月，她去世了，这令那些热爱她的读者，那些将其辉煌的作家生涯视作珍宝的读者们伤心欲绝。几十年前，她就遭受了人生的巨大打击。一种疾病迫使她来到巴黎求医，她学究气地认为，在那儿她能找到一种最有希望的治疗方法。在去世前的一年中，她有几个月是在西雅图的医院度过的，因为她的白血病又复发了。治疗失败之后，她回到了她在纽约的家，在那里她忍受了更多的治疗，更多的折磨，终于病重不治。令人感到宽慰的是，她的生命历程连同她那些“头脑中的旅行”并未就此落幕，一个阅读她的人将再一次将思绪投向桑塔格所在的时空。这是一次对话，也是一次旅行。
苏珊・桑塔格不仅是出色的批评家，也是位出色的小说家。在中国读者的印象中，苏珊・桑塔格的小说应该是她文论写作之余的一种补偿性手段。很多人的思维模式是这样的：一个学者去写小说，不是玩票，利用读者的好奇心理大打擦边球，就是把小说看作是文论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他们写出来的小说晦涩程度绝不亚于一部高深莫测的学术著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艾柯的《傅柯摆》）。但苏珊・桑塔格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一名纯粹的小说家所应具有的禀赋。或许是因为女性特有的敏感思绪和文字把握能力，又或许是出于《反对阐释》中所强调的观念：现代文学和现代哲学具有同样的发展必要性，苏珊・桑塔格才在文论研究之外如此热衷于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1963年，苏珊・桑塔格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恩主》，其中充满了梦呓。主人公希波莱特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梦的世界，这里有木偶之梦、镜子之梦、钢琴课之梦、非常派对之梦、老资助人之梦……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是一个神经衰弱者的内心独白。面对梦境，他并没有表现出布勒东式的狂喜，恰恰相反，对梦或现实的恐惧让整部小说都呈现出黯淡色调的效果。在此书的扉页上，桑塔格引用了波德莱尔的一段文字，可以视作作品的主题：“谈到睡觉、每晚可怕的历险，可以说，人们每天大胆地去睡觉，完全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睡觉有什么危险。不明白这一点，我们便无法理解他们的大胆”。
苏珊・桑塔格说“我梦故我在”。一个梦就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希波莱特在幻想中活着，他在梦和日常工作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这让他体味到生活内在的滋味。他也许会感到讶异，这些形形色色的梦中的人物，就像泛黄的旧照片那样。如果说回忆等同于梦境，那么我们的生活岂非通过虚构也能够获得？
虽然在序言中，苏珊・桑塔格否认这部小说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但是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希波莱特的焦虑也是桑塔格的焦虑，我怀疑她写作这本书时正被噩梦所困扰，因为她在小说开场时对希波莱特童年的描述和桑塔格本人多有相似之处。此外，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热爱也部分表现了苏珊・桑塔格对法国哲学的着迷，在桑塔格的心目中，她更认同法国身份。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会是一个法国男人。男性代表强势，这和桑塔格批评家的身份又相吻合。不像小说家所从事的是反观内心的工作，批评家则是攻击性的职业。而且，这部小说和她的唯一一部剧作《床上的爱丽斯》在风格上非常接近。而《床上的爱丽斯》要表现的是女性的痛苦。也许，1991年时的桑塔格已经能够正视自己的疾病，而在30年前，她似乎更愿意躲在面具背后，以一个与自己年龄相差近40岁的异国男性的面目出现，来掩饰她内心的不安。
和她之前创作的《恩主》《死匣》《火山情人》略有不同的是，《在美国》是苏珊・桑塔格的第一部历史传记，女主人公的原型是波兰裔著名演员海伦娜・莫德耶斯卡。通过记述波兰女演员玛琳娜在波兰的精神沉沦和在美国加州定居后的“自我变革”和“精神复苏”，苏珊・桑塔格以其细致入微的笔触，为读者再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其中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细节和历史知识”（多兰语）。从描写的细腻程度来看，苏珊・桑塔格绝对不会比以“文学显微镜”著称的女作家凯・安・波特逊色多少。然而，这还只是一些无关大局的表面现象，这位被骄傲的布罗茨基赞誉为“大西洋两侧最具智慧的人物”显然不怎么安分，尽管苏珊・桑塔格冷静地控制着小说推进的速度，《在美国》中仍然流露出许多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言辞，激烈地抨击美国社会制度中的性别歧视。同时，《在美国》还有一种不同于米兰・昆德拉的思辨气质，作者深深迷恋于由无数个哲学命题所构成的小说哲学：在美国和波兰之间的人文地理学比照、伦理道德的二元消解、关于演员的面具理论、人生虚无的存在主义式理解，使这部小说在历史事实之外获得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和《恩主》一样，所要解读的是人的存在的无力感。
丰富甚至有些狂乱的写作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桑塔格于1987年担任国际作家、翻译家和编辑笔会美国分会主席；她的作品曾荣获美国艺术院英格拉姆・梅里尔基金奖（1976）、全国批评家协会奖（1977）、科学和文学院奖（德国，1979）和全国图书奖（2000）。2001年4月，她又获得耶路撒冷奖的桂冠，是继西蒙娜・德・波伏瓦之后获此殊荣的唯一女作家。
苏珊・桑塔格的人生丰富而坎坷。在疾病的折磨下，2004年12月28日早晨7点10分，她终止了人生亮丽而又无奈的演出。我还记得她为毛泽东写过的一段话，用在她身上也恰如其分：“毛就这样去了，人们依然匆匆忙忙地在纽约的地铁口进进出出，有人在读报，有人去买汉堡包，没有人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知道大洋彼岸纽约的墓地上是否也已白雪皑皑。但愿我的这篇短文能化为一朵在雪中盛开的玫瑰，奉献在她的墓碑前。
（《恩主》，苏珊・桑塔格著，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9月版，27.00元）
（本文编辑：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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